宁波医家以儒医群体和世医家族链为师承，形成了独有的医学传承模式，这是宁波中医发展的重要形式与源泉。
元代《重建庆元路医学记》中有这样一段描述：“乡里多名医，皆修谨退让，呐呐然若不胜衣。察脉视色，必原于井谷经络之微眇，调制汤液，必通乎风土之宜，甘燥湿内外相为表里者，悉参取于经传，故其术百不失一。怀疑审问，求正胜己，无忌悻之谬。道同而气和，相逊以礼，相处以义。”谦恭退让，时时反省，与同行待之以礼、处之以义；行医则又善于将经传典籍与当地气候风土相结合。这便是宁波中医的儒医形象。他们不仅医术高明，且文采斐然，擅于总结立书，对中医的传承发挥了很大的作用。
除了儒学的影响，宗族色彩也在宁波医学发展史上留下了鲜明的痕迹。自宋以来，传承数百年的中医世家比比皆是，世代相传，代不乏人。
宁波中医，肇始于药
宁波出的名医，最早可以追溯到三国时期的虞翻。他出身《易》学世家，且精通医学，曾是东吴大将吕蒙的随军医师。著有《周易参同契注》，为道家养生求长寿的典籍。虞氏后人虞 通晓医术，善辨滋味，好调饮食，南北朝时齐武帝曾经光顾虞 家中，请教菜肴食疗之道。齐武帝喝醉了，他便以名叫“醒酒鲭鲊”的醒酒方给齐武帝服下，效果颇佳。虞 还著有我国较早的食疗专著—《食珍录》。
明代李时珍评价《本草拾遗》“藏器著述，博极群书，精核物类，订绳谬误，搜罗幽隐。自本草以来，一人而已”。李时珍口中的“藏器”就是唐代医学家、宁波鄞县人陈藏器。他将大量的民间单方、验方收录其中，新创造了药物和药剂的分类方法，为后世中药按功用分类之起源。《本草拾遗》的主旨在于“搜罗幽隐”，且陈藏器是一个泛药论者，故其著录药物最不守陈规，以开放的心胸去容纳一切，除了汉族以外，还收录了少数民族地区的传统药物，如壮族地区著名解毒药苍梧陈家白药和龚州甘家白药。《本草拾遗》还大量收罗海洋生物，首次记载了28种鳞部药和10种介部药，比如“海马”这个称呼最早就出现在《本草拾遗》中，并沿用至今。《本草拾遗》还首次记载阿胶：“凡胶俱能疗风，止泄，补虚，驴皮胶主风为最。”陈藏器的记载对考证中药的演变有重要的参考价值。
与《本草拾遗》相提并论的，是另一个宁波人写的《日华子本草》。日华子是五代末北宋初著名的药物学家，他对药物炮炙记述颇详，并注意到同一药物经不同方法炮炙后可引起药效的改变，如卷柏生用破血，炙用止血。他还指出，本草的性味与功效，与其生长和采集的时间有密切的关系。如前胡，《别录》作二八月采，日华子作七八月采。此外，他对药物“有相制使”也有详细的论述，酒杀一切蔬菜毒，醋杀一切鱼肉毒。这都源于日华子依据实地调查，有着丰富的医疗实践经验。因此《日华子本草》内容十分丰富，更注重本草的实用性，有非常高的学术价值。
这一时期，人们对药的重视远大于医。宁波一带气候温暖湿润，适合植物生长，药材的采集种植早已成为当地山区人的重要经济来源，药碾船、药壶也被广泛运用。这样的环境中诞生《本草拾遗》和《日华子本草》也就不足为奇了。而这两本著作，亦为接下来宁波中医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儒医盛行，世家林立
到了北宋时期，明州（即宁波）开始涌现名医。彼时明州佛教兴旺，僧医逐渐增多，外来医家不断落户于此。江苏人士臧中立旅居鄞县，治愈了太后的呕泄之症，后宋徽宗赐其宅邸于明州城之南湖，曰迎凤坊，就在如今海曙区的迎风街。靖康之变后，大量北方的名医、御医随宋室南渡，迁居宁波，大大推动了当地医学的发展。南宋之后，儒医的崛起是宁波中医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。儒医，指的是身为儒生而致力于医学的一批人士；或者说是有较好的儒学修养的医师。在宋以前，儒和医是两种不同的行业，范仲淹提出“不为良相，则为良医”后，医师队伍的构成发生了很大的转变。
元末明初四明地区名医辈出，尤以滑寿和吕复最负盛名。滑寿曾是儒生，后患怔忡之症，得名医王居中救护，由此究心方脉，研攻医术，曾救活了假死的产妇。落籍余姚后，以行医济世为乐，施诊采药、读书吟诗。滑寿一生淡泊名利，追求清静无为的道家境界，在医学上，他善于将临床经验学术化，撰写了大量有价值的学术著作，《十四经发挥》把督、任二脉和十二经合论，按经脉循行分布加以整理，归纳为十四经，认为这些穴位的十四经脉是经络系统的主体。至今，宁波还有以其名字命名的“滑寿路”“滑寿亭”，纪念这位名医。
吕复曾拜三衢名医郑礼之为师，学验具丰。他对张从正的驱邪理论及治疗方法极为推崇，充实和发展了《内经》《伤寒论》的治法。在临症中，吕复强调脉症合参，透彻分析病理。著有《内经或问》《灵枢经脉笺》《切脉枢要》《运气图说》等书。
明代是宁波中医发展的辉煌时期，名医、名著之多，均冠各地之首，基础理论的研究和临证技术，都居领先地位。这一时期，宁波中医世家逐渐形成，且稳定发展：臧式内科自宋代以来传承已久，何氏家族形成世传伤寒科，颇具特色的劳氏伤科子孙相承。其次，明代继承了宋元以来形成的儒医为尚的特色，即使是世医，也喜以儒标榜。“四明故儒流也，迩挟医家术油京师，识精用果，度越侪辈，蜚声老成间。”儒医的盛行改善了医师队伍的人员构成，医风医德逐渐提高；且有利于医家在医学理论上形成专著，得以世代传承。这一时期宁波中医还有一个特点，供职太医院者多。据不完全统计，宁波医家供职太医院并任御医、医官者至少有16人，大量的宫廷秘方丰富了宁波中医的内涵。
明代对宁波中医影响深远的一个学术流派便是丹溪学派：以养阴为主题，于气、血、痰、郁、火诸证的治疗亦多发挥，每被后世奉为圭臬。黄济之、董宿、王纶、高士等都是丹溪学派中极负盛名的四明籍医家。其中王纶著有《明医杂著》，发扬了丹溪的学术思想，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再有温补学派赵献可主张肾间命门学说，以命门学说为指导进行临床辨证施治，与张景岳同时著称于世。
到了近现代，港口城市的优越地理位置促进了宁波工商业的崛起，宁波中医又得以与工商业相结合，医馆、诊所、药局、中医药贸易迅速在宁波当地、江南一带乃至全国各地迅速发展。
有的人慕名而来，到富庶的宁波求学行医，遂定居于此，造福百姓：吴涵秋原籍上虞，师从宁波范文甫，学医八年。后在宁波开诊所、创办国医学校，1942年移居上海，任上海中医学院、曙光医院院长，从医50余年，培养中医人才无数。
也有人从这片土地“出走”，传道授医：鄞县人士曹炳章迁居绍兴，刊行《医药学卫生报》，为中医药事业做出重大贡献；慈溪人士叶熙春迁居杭州，医术高明，后与名老中医史沛棠等集资创办杭州广兴中医院（今杭州中医院）。
从三国时期的虞翻直至今天，宁波名医辈出，著述如林。除了前文提到的名医，还有高鼓峰、柯琴、陆士奎、郑慎斋、姚和清、魏长春、严苍山、陈道隆、裘沛然等，当代宁波更有钟一棠、张沛虬、赵炯恒等国家级或省级名医。
于是，一部名医辈出、著述如林、世家林立、历史悠久、药业发达的宁波中医史呈现在我们面前。
